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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某种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也是可以想见的”。
除却上述有关补贴资金的具体数额尚未确定之外，许洪华指出了“太阳能屋顶计划”在实施上存在的一些漏洞，包括：补助资金申请项目必须首先获得项目立项审批文件，这个立项的审批谁来负责，“计划”并没有明确指出；申请单位还需“落实上网电价分摊政策”，在许洪华看来，上网电价的分摊可以在地方政府内部消化，但后者更希望这笔资金的分摊纳入到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专项资金中，这样一来，当地发改委制定上网电价，还要参照国家发改委的标准，发改委的并网规划迟迟没有落实，这无疑是“计划”具体实施的一个现实障碍。另外，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还指出，在该项补贴政策中，财政部对整个项目的申报程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表述，给予企业申报项目的时间如此之短，也十分不合理。 面对“计划”的种种限制，一些企业更多地选择了观望。最早建设了国内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示范”大厦———河北保定电谷锦江国际酒店的英利国际，仅仅上报了1.5兆瓦的电谷广场和几所学校的玻璃幕墙安装项目。显然，英利并没有对这次财政补贴政策寄予厚望。“财政部此次出台政策的补贴对象很明确，就是政府主导的学校、医院以及政府大楼。”长城证券分析师周涛坦言，“光伏企业主导的项目基本是被排除在此次补贴政策之外的。” “体制决定了在新能源发展上存在决策分散的问题。”英利集团首席战略官马学禄对《商务周刊》说，“各个部委就不同的补贴出台政策，初衷是很好的，但细节考虑不周只会影响发展的效率。”无独有偶，在中国美国商会4月初发布的《2009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有关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部分也特别提到，“时至今日，国家能源局与国家发改委之间的职责权利划分还没有明确界定。”部委之间权力划分细节不清，也是造成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缺乏统一和持续性的原因所在。 许洪华说：“如果财政、建设二部和发改委明确分工的同时，在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制定上联合起来，政策出台的效果或许会更有成效。” 模糊的“路线图” 许洪华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也于3月启动了“太阳能行动计划”。中科院计划系统地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技术到产业支撑做应用及人才培养，建立起科技支撑体系。“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对太阳能产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技术队伍，中科院希望该计划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作为“太阳能行动计划”最早的起草人，许洪华也坦言，“建立一个太阳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体系，这不是科学院一家可以支撑起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体系。” 从国外不同阶段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战略来看，资本市场、政府政策、产业发展、技术进步，这些环节唯有紧密相连，才可能构成一个长期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因此，虽然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很明确：几乎所有国家的支持政策都是长期战略规划。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对新能源产业的极大关注，经济振兴计划中对新能源做出了极大倾斜，包括未来十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发展清洁能源，大幅减少对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计划到2012年，美国发电量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等。事实上，早在1997年6月，美国就已经提出了“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计划到2010年在100万个屋顶或建筑物其他可能的部位安装太阳能系统，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和太阳能空气集热系统。此外，太阳能利用领域保持领先的德国，在欧洲百万屋顶计划的框架下，于1998年10月提出了自己的行动规划——6年内安装10万套太阳能屋顶系统，总容量在300兆瓦—500兆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