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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具吸引力的建筑落成地。”弗兰克坦言，大多数设计师喜欢在世界各地主要的大城市里修造自己设计的建筑作品，而他也不例外。
“在弗兰克设计中，惯有一个穿越时空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往往让建筑看起来外形独特。”天正·竹森似乎并不担心弗兰克会在中国设计出让人大吃一惊的建筑，“并不是每一个设计都要用这套理念。” 而合伙人大卫在谈话中，反复强调弗兰克对项目三个方面的平衡：客户的需求、成本和项目的结果。 “虽然他的设计都是新的概念，但是他非常尊重当地的文化。”在接受采访前，盖里工作室的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库哈斯在中国受到质疑的事情。 “不尊重北京的文化和居住环境，这是它的问题。”虽然弗兰克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作为单体建筑，央视大楼是一个很好的建筑，但是他们也承认对于周边环境来讲，这座大楼并没有关注到整体化的配合。 这也是为什么弗兰克一定要搞明白“客户要什么”的原因。好在，经过接触，通过与美术馆新馆项目的中方、美方负责人的沟通，弗兰克逐渐了解了中国这个“大客户”。 了解的方式之一，是到社区里去。比起例行参观或者项目接洽、学术讨论，弗兰克更喜欢到居民区里走走看看，和中国的普通人聊天。“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是弗兰克更想知道的问题。 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弗兰克问王丹妮，“北京这么大，又这么堵，你们怎么上班?”王丹妮说北京大部分人上班乘坐地铁。弗兰克就决定要亲自去坐一次地铁。 考虑到弗兰克的年纪，最终没有安排他去尝试地铁。但是不妨碍他思考，拥挤的北京，居民们更想要什么? 不跟随“主义” 经济危机是弗兰克不愿意提到的话题之一。但还是有很多人议论，因为经济的原因，让很多西方建筑设计师选择中国。 “许多项目不再给建筑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创造艺术，而只用紧张的预算完成项目。”合伙人大卫介绍。 而在同一时期，建筑界的新极简主义开始流行，不少建筑师为了拿到更多的项目，改变风格，还冠以“极简主义风格”。 弗兰克不想跟随任何“主义”。虽然从大卫口中得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盖里事务所也不得不裁员”，但是弗兰克并不准备给自己的风格转向。 他一直坚持着对金属材料、对线条的追求，直到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降临，自己的设计风格受到肯定。 其实无论古根海姆美术馆，还是之后的沃特·迪斯尼音乐厅，弗兰克的设计在外观上的突破都会引起一番讨论。 但是他不为这样的事情担心，“我只关心住在那里的人们喜不喜欢。” 尽管大家非常好奇，但是至今弗兰克没有向中国媒体透露过任何关于中国美术馆新馆项目的信息，哪怕是他的心情。只有从朋友的介绍中能够得知，弗兰克心中也很焦急。 “其实，我们昨天刚刚把最后的方案交上去。”竹森说弗兰克每天要问好几次他们的情况，“我们刚才聊天时，他还发来邮件问进展的怎么样了。” 按照中国美术馆招标的进展，新馆的最终方案将从四位国际建筑大师中选出。这又一次引发人们议论，北京成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场? 弗兰克说，北京城市建设的商业目的过重，但也认为这“不可避免”。他说，“城市的领导者们应该渐渐明白他们肩上挑着的对中国文化所负的责任。这将会决定他们的领导力，而领导力的质量也将决定物质产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