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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英俊来自台湾，1954年出生。和在城市建造标志性建筑而闻名的建筑师不同，其标志性的轻钢结构建筑总是和灾区、农村联系在一起。从1999年震惊世界的台湾“9·21”大地震帮助资金不够的邵族部落重建家园，到2004年进入定州乡村自筹资金盖样板房，再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四川省阿坝茂县太平乡杨柳村建设，谢英俊对农村情有独钟。对于常常有人将这种热情归结于奉献精神，谢英俊说那是一种误解，这是因为在很多地方，农村的话语权很小。 谢英俊深入农村，巨大的机遇和复杂的现状并存。一方面，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用他的话来说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地貌改造运动”，仅河南省一地，就有1万个人口达到1000户的村庄被纳入这一大规模建设之中；另一方面，几千年来的房屋、村庄所延续的构造和布局传统已经发生断裂，人们的观念也受到现代性某种程度的“污染”，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建设需要保证的可控性又和自然生长、生活和耕作合为一体的田园传统相违背。然而，谢英俊有着自己的坚持，“农村不应该是两三只手来决定的，而应该是千万只手一起建造的结果。” 可复制可生长 记者：你现在的工作重心似乎转移到大陆来了，为什么？ 谢英俊：人类文明以来最大的地貌改造运动，就是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农村盖房子是城市的4到5倍，但关注的人很少，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学界对这里都很少关注。 记者：跟我们谈谈你正在河南和内蒙古所做的项目吧，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谢英俊：内蒙古是在气候比较特殊的环境下做的一个项目，就像我们之前在西藏做的项目一样。那是一个科考站的房子，因为我们所运用的轻钢材质在遇到寒冷气候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但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发现最后的结果还好。 到河南的农村则是真正进入到农村核心的工作，我们在那里做一些样板房。农村的建房实际上完全没有人管，我们现有的建筑规范都是针对城市的，进不到农村，作为建筑师，你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技术的问题和观念的问题。 记者：所以河南的房子有希望被作为一个样板。 谢英俊：我们设计房子就是要设计一万个房子，要能够被复制大量生产。但是我们认为的大量生产并不是那种军营里的完全一模一样的生产，这样的话我们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 记者：那么，怎么去平衡这种大规模的建造和其中的开放性？ 谢英俊：我们所做的东西正在挑战人们现有的经验。我们传统的房子，没有一座房子是一样的，但是它在社会性或者村子和家庭上有一种共同的认同感。 对农民来说，生产就在周边，虽然以后的规划是承包化的机械生产，但是对他们来说种种田养个鸡就是他们的生活。所以，农村的小区肯定不是城市的小区的样子。我们绝对要讲工业化，因为如果不讲，你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大的建造量。但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机制又怎么互相配合？我们试图做这样的探索，但是不被人理解。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建筑师做少量的工作，我们提供钢架，其他的让农民们去做。 让千万只手参与 记者：就是你们所说的协力造屋，但是在实际运行的实践当中，这个部分是不是特别难？ 谢英俊：是的，非常难。其实大的规划政府应该去掌控，比如基础设施、保暖、安全性等，但其他的房屋细节应该允许村民们去发展。我们所提供的钢架是有弹性的，居民们可以做加建、调换等，来保持这种多样性。这样的尝试是全新的，西方虽然也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他们的大规模城市、乡村建设的高峰期已过去，所以他们所做的是个人化的、个性化的尝试。这和我们现在面对的完全不同。 去年底，我们也参加了深圳的保障房竞赛，并且获得了金奖，我也试图将这个观念运用到城市建设当中去。在城市里，虽然有很多操作上不一样，但基本的概念，城市不是由一两只手建造的，而是由千百只手共同创造的、堆砌出来的。这样的城市纹理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是不同的。 记者：在农村的住宅方面，台湾是不是做得更好一些？ 谢英俊：不行，但在大陆其实还有机会可以做好。台湾有一些个别性的、精英性尝试，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结构性的建造过程，但它并不能进入到全民的脉络之中。真正的农村的住宅政府是放任性的。所以一旦农民有钱了之后，他们盖起来的房子和上海、杭州周边的乡村一样是花里胡哨的那种。我们现在想做的还是找一个示范点，真正地做出来给大家看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