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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直接促成的便是城市的兴起，也就意味着建筑的大量兴建。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工地，有统计说，当今中国占有世界上40%的建筑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西方建筑师开始来到中国，与之一起到来的，是一个疑问：中国是否已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实验场？ 事实上，早在四年前，当国家歌剧院选定法国人安德鲁的设计方案“水蛋”之后，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此问题应运而生。而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最终选定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的方案，其大胆而夸张的造型、高昂无比的造价加剧了这种怀疑。随着国家歌剧院的开工兴建，怀疑的声音一度有所低落，但伴随着国外建筑大师纷纷竞得北京奥运场馆设计的重量级项目，尤其是2004年5月，法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发生坍塌事故，身为设计师的安德鲁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中国是否已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实验场”的问题又重新被提起。 刚刚获得普里策建筑大奖的扎哈·哈迪德的一番谈话让这个问题讨论得到升级。她坦承，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可能的，安德鲁设计的中国歌剧院是个正在施工的试验作品。 哈迪德的谈话让原本就对洋建筑师颇有不满的国内舆论感到既兴奋又不安，他们一般认为，中国成了西方设计师独创性的新作品的实验场有两个主要客观条件，一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力增强，国外建筑师纷纷到中国来抢市场，另外便是中国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祟。但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随意拿出巨资让洋设计师搞试验的程度；而且，新理念作品以结构的新颖奇特为特征，对技术实施和建筑材料提出了难度极大的新要求，从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更有甚者认为，西方设计师的那些创新作品会模糊中国建筑文化的走向，甚至会把中国建筑文化引向殖民文化的歧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