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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外”合作过。和意大利品牌Allissy合作,我们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实验，例如以枯萎的荷叶作模型，做个托盘。我做生活产品的机缘，是一家台湾的给欧洲品牌做设计的公司，他们想确立自己品牌（品家家品ChineseING），就找到了我，当时是蒋友常来到我家门口等我，带来了三个方案。最后做了葫芦状的锅碗瓢盆。
我现在想，如果有机会设计自行车也不错，我就有一辆英国老牌自行车，还骑摔过，国内很多自行车都受这个牌子的影响。 其实只有建筑师才能做“跨界设计”，因为只有设计建筑最复杂。 时代周报：有没有经历过自己的设计方案被否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项目进展很慢？ 张永和：我的一个“pruitt igoe”项目在美国失败，但在香港取得很大成功，也许说明：不一定是房子的错，社会的因素对一个社区的成功与否影响更大。 现在有很多项目都是七八年前开始的，比如朱家角等，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出来。南京玻璃钢宅项目，我们找了南京工业大学一次次做实验，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我比较容易着急，特别在工作上，所以我一般跟业主交流写短信，这样不容易发火。 北京一些房子与人的关系很差 时代周报：中国的各个城市建设都突飞猛进，然而其中也有很多非常愚蠢的建设案例。你觉得目前城市建设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张永和：我设计建筑注重生活环境。北京的一些房子与人的关系就很差，除了城市环境，还要考虑山地、是否有风景等。还有就是使用空间。这些都是历代建筑师积累下来的基本要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400米的摩天楼，那是单体最高的一个，但是单体再大，意义和城不一样，城是个生活环境，意义更大。关键是建筑师或规划师是以一个什么角色来做这个工作的。做城市设计有一个很理性的出发点：你不能把你自己都不想住的一座城设计给别人，要考虑使用者。 就中国建筑来说，从质量来说已经提高很多。但就思维方式来说，有些中国建筑师的确有点狭隘。我不是指那批根本没有想法没有抱负的建筑师，而是指在中国建筑体制下（以留美为主）的建筑师恰恰限于一种形式主题的出发点。尽管我觉得很多建筑师做得也不错，可我看不到太多持续发展的可能。不管它与外国建筑像不像，至少思维方式里缺乏独立的思考。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我们目前做的城市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缩小尺度，改进步行环境。如果有机会，我想在住、商、工作等功能混合上多努力。总之，可居性是目标。 时代周报：你在微博上也经常关注古建筑保护的问题，你觉得古建筑保护怎么做才能和城市的现代化相协调？ 张永和：除了真的相对比较古典，到后来从明显的古典主义变成从苏联传进来的社会现实主义，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古典风格因素的建筑了。古典精神不仅仅指的是外形上的“传统和怀旧”，而是建造上或者形式上的“古典”。一个建筑师如果对建筑本质的理解更深一层的话，就能体会到“古典的力量”在建筑里。 今天的建筑和过去的建筑相比，技术确实有发展。过去几十年，在文物保护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直采取做假古董的做法。为什么说做“假古董”呢，因为今天做的古建筑，做不出当年那个质量，常常有问题。你到前门，就会看出这个问题。 以前的文物保护，走的是一条有问题的路，那是不是有别的路？其实，就算你按老路走，恐怕也会有争议。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现在修房子的技术和100年前的手工艺完全不同。我个人并不认为原封原样保留是积极做法，那样就会变成 |
